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化总是把异族的东西同化进来，而决不会被外族同化掉。这个论断其实说的就是学习机制。

    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向外族学习就一直得到颂扬。北魏开凿了云岗、龙门二石窟，其中吸收了西域造像艺术。开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求法，前后经历了十七年的光景。而无论是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还是茶叶之路，亦都是学习之路。

    这些学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发生在中国文化的繁荣鼎盛期，这样的学习不仅使自己的文化好上加好，还更能增添文化自信，实在是既补身又通气。

    于是，这种学习机制在中国文化的内核里运转。不时有些新东西通过这个机制的光合作用变成营养注入到中国文化的机体里。但当中国文化处在近代没落以及近现代恢复的时期里，这个学习机制就露出了毛绒绒的马脚。

    我们这个名叫中华的民族，以自己为天下的中心，从来都是有着强烈的良好感觉的。一觉醒来，太阳从这里升起。疆土之外周围要么是草原、大漠、戈壁、瘴疠、大海，要么就是一圈小国可为附属子公司并不急于吞并。

    等到英国女王的使者马噶尔尼来中国拜见乾隆皇帝时，双方在英使是否向清帝行跪拜礼这个问题上纠缠一时。礼，是儒家治天下的形式，是以形式定内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因而，在乾隆的脑子里，礼是不可废、也是不可学的。是啊，中国何时向外人学过礼呢？自己不就是礼仪大邦吗。

    马噶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以折中妥协方式过乾隆之后，被赏赐了大批礼品就回去了。自此之后，中国人从不情愿到不得不，不断地向外族、主要是西方世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习机制也从此逆转，从“强学弱”转为“弱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