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白：不能确实地通晓生的意义，怎么能确认死的价值呢？孔子的所有思想、教义就是从这句话上起飞的，正是为了生，才有仁义理智信。儒学也因此滥觞，逐渐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脑细胞里。中国以往的哲学都是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中国人是不愿意思考死亡的，因而谈不上信仰。信仰是对死亡的追问。所以，中国人要把佛偷换成帮助芸芸众生具体生活的菩萨，从佛教发展出富于生活气息的禅来，而把死亡的问题悬挂起来。
把“未知生，焉知死”倒置过来，就是：未知死，焉知生。从这个倒置出发，就是另外半个哲学的思想探险了。我们不仅要倒置这句话，还要倒置《论语》、倒置孔子、倒置儒学。惟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思想。
孔子的学说只算得上半个哲学，也就是生的哲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前提是生，在生存之中才有仁者爱人。而后就有了我（仁者）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孝悌忠义信。对仁的倒置，就是要探求孤独。这里的孤独，不是为了达济天下修身准备，而是我与世界的赤裸裸的对视。
“朝闻道，夕死可也”。把可闻之道与死放在两头，以为求得生之道就可满足而死。这是孔子的典型做法。将之倒置过来便是：夕将死，朝可闻道。
从死亡的地平线上传来的道虽然寒气逼人，却比暖洋洋的朝阳之道更清晰、更接近本质。死亡离人并不远，而且如影随行。每一个矿井里都有死神，它们吞噬矿工如家常便饭。每一条马路都有命案，如同刀俎鱼肉下的案板。但中国人总是避讳死，也就不能真切地认识生。于沸腾的热辣的兴高采烈的生存（生活）当中忘却死的必然和可能，又如何能以静观之心来体味死的境界。在中国鬼话中所包含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副本。
更为关键的是，要细致描绘的不是死亡的体验，而是死亡对于生存的价值。而在孔子看来，只有生存对于死亡的价值。
更多地倒置孔子，就会发现人生更多的秘密。因这些秘密一直被儒学这片草皮所覆盖，就更显得神秘起来。在儒学的草皮上生长起来的，是规则的树林，有显、有隐。儒学的本来规则是礼教，但儒学也衍生出诸多的潜规则。二者被仁所发源出来的各个儒家理念所纠缠、所装饰、所解析，渐渐莫辨你我了。儒学的困境也就由此而来，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我们历来喜欢从大门、二门而入厅堂，就如同学习、掌握、践行儒家的思想。可当将孔子倒置过来之后，尽管他老人家的脸憋得通红，他的双脚却为我们踹开了一扇思考的天窗。顺着这天窗望出去，是另一半的更大的视野。
儒家提出了极富理想主义的天人合一学说。但何谓“天人合一”却语焉不详，是人合于天，还是天合于人，还是天与人合于一？
天合于人是不可能的，人定胜天属于妄想。
若天就是一，那么人合于天即可，人只须测知天命即可。若谁能代表天命，谁就能统治世间万代，因为天的旨意由他来解释，推翻他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任何人也不能代表天命了。那么，人又是怎样探求到天意的呢？
一种方式是通过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术。
通过人，就是要有一个能体现天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天神，而是人中的圣。他可以是道德上的权威，也可以是皇帝。更多的时候，他是圣人和皇帝的一体，即：圣上。
通过术肯定比通过人来得复杂而成本高。开始是巫术，发展下去就可能是技术、科学。但中国人还是选择了更省劲儿的方式，通过人。于是，皇权被赋予了天的内涵，并对术加以节制，因为术影响到了皇权对天命的继承和传达。压抑术的发展，可以使得人们更醉心于通过人来达知天意。最后，就是一个皇权专制制度的赫然了。
还有一种情形，天与人都不是那个一，一在天与人之外，是另外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人不单单顺应天意，而是天与人风云际会，相互融合出一个新的自然来。比如人类社会，既是天作之和，也是人意之品。还比如科学，决非是简简单单地是人对天意的揣摩与经验，而是人的思维结构与自然世界的互动构建。
当儒家仅仅把天人合一停留在人合于天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皇权如自然之父，并使术归于巫，让技术沦于工艺之流。
不能不说，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
一个人既想有理想主义的腾云驾雾，又有现实主义的济世情怀，那是怎样的一个人格啊。周恩来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得了癌。我认为如果周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都不会有这个病的。
没有现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蜕变成梦想者，只懂得现实没有理想的人或许就是个务实派。中国社会允许并赞扬一个人是务实主义者，是事务主义者，却瞧不上一个只会做梦、胡思乱想的人。因而像李白那样的人也要求得功名。而唐明皇能保护他只作个梦想者，也是难能可贵。
梦想者是艺术家，是理论者，在现实当中则可能是低能儿。这样的人，一般的人、一般的女孩是不尿的。陈景润就是个典型的数学梦想者，于是他就去解哥德巴赫猜想。能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相当幸福。不被现实所打扰，不为五斗米所困惑，又是怎样的幸运。
陶源明的《归去来兮辞》，是梦想者的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心为形役――梦想被现实所奴役，都是因为这个肉身的缘故。不考虑肉身却弹剑而歌的，虽为大侠只落得一身泥塑。如坚持梦想，就得安于悠然见南山的清贫。这些梦想者有一个著名的头衔：隐士。隐士的行为是清闲的，内心是孤独的，态度是消极的。对于喧嚣市井，极力回避。
这些都是儒家所不甘的，他们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在心内、在思想的核心里，按照理想主义的规划，秉承天人合一的学说。关于“天人合一”，前章已经讲述了一些。不能不说，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天人合一这个大牌坊既可以用来册封圣人，也可以把凡人捧上神坛，比如：毛泽东、李世民。
与内圣相比，外王就没那么神圣了，虽然一样光彩照人的。只是在这样的王的光环下，大多隐藏着一个政治流氓的裸体。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可以称王的，很多都想为自己立上一个圣牌坊。而这些王们，也有着与婊子一样或更深的阴谋情怀。
还是秦王的李世民迷恋皇权，多次陷害他的太子哥哥。他为了把太子和齐王弟从家中引出，就污蔑太子淫乱后宫，给李渊戴了顶绿帽子，李渊于是要召太子等当堂对质。当太子和齐王从自己的宫殿出来，李世民就在玄武门前杀死了这两个兄弟。两个月后高祖退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而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历史记载在被李世民整理后之模糊、隐晦，正好与贞观的张扬相映衬。
至于毛泽东，其政治流氓的本性在文革当中及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合作关系上也表露无疑。他虽然在历史上相当伟大，但这伟大当中也有很多是牌坊的效应。一个牌坊是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另一个牌坊是毛泽东语录。为他树立这两个牌坊的刘少奇与林彪，一个被迫害死，一个在外蒙古折戟沉沙。这仿佛喻示了政治婊子（流氓）与牌坊的关系。
除去儒家的若干圣人外，没有外王就难以获得内圣的名誉、声望。既然已经外王了，内圣就不可能在道德事实上成立，于是只能靠立牌坊这个涂满潜规则油漆的手段了。那些在彪炳千古的人物至今为国学的奶妈们津津乐道，可见牌坊还要一直立下去。
